工作总结写作范文

  • 浅论高中语文情境教学参考论文

    摘 要: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教师应在核心素养下进行教学工作。而素养一词,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及,这里所说的核心素养是让教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在一个正确的教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授课;同时让学...

  • “水镜”历史中的爱情言说

    2019年初,王蒙先生以85岁的高龄拿出了自己的中篇小说新作《生死恋》,发表在了《人民文学》2019年第一期。《生死恋》篇幅虽只有五万多字,却四两拨千斤地呈现出了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百年历史。然而,以往的历史书写得是大人物的风云变幻史,是看得见的、显性的历史,体现显性历史的小说是“史诗”性的。而《生死恋》所书写的却是“水镜历史”,是看不见的、隐性的历史。作品通过勾勒吕奉德与苏绝尘、顿永顺,二宝与立红、月儿,顿开茅与明光之间的感情,从新的角度折射出历史和文化变动中中国人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的变化。一、“大事年表”与个体记忆的“互文”王蒙在《生死恋》中有两处呈现了“人物史”,这些“人物史”的书写格式如此明显而特别,使读者误以为自己跑错了场子: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1903年德国学术专家吕奉德出生。1910年满族美男子、老革命顿永顺出生。他的父亲是没落贵族南荣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1918年,著名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写得就是这一年。吕奉德妻子、在法国留过学的苏绝尘出生。……这两处“年表”式的人物史所“记载”的都是人物生、死、婚姻、工作等人生大事,姑且称之为人物的“大事年表”[1]14,27。“年表”书写可以追溯到《春秋》,例如:“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2]。”“年+人物+事件”构成“年表”的书写模式。在《春秋》中,“年表”书写以极简的文字撬开历史变动的关节,观察谁拨动了历史的转轮,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其褒贬的深意往往蕴含在“字缝”机关里,所有历史人物都逃不过史家的定笔。如“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字已揭示了郑伯不君,段不弟,郑伯失教的本色嘴脸。“年表”式书写一直在中国历史中延续了下来,成为了“编年史”传统。“年表”不仅是时空定位,更是一种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现场”的思维方式。为了揭示历史的走向,“年表”所叙述的不得不是帝王将相的、处于“上层”阶层的历史。用来阅读的历史“年表”经过了史学家的重新编码已经将阅读者带入到了一个特定的符号世界中,而这个符号世界呈现出来的不仅是“表象”,还有隐藏在表象背后支撑起整个符号系统的“目光”,二者的双重结合使阅读者置身于“历史现场”中并且仔细琢磨、试图理解史学家的深意,直到读者与史学家的“目光”重合之后,读者才真正进入了文本,与此同时,主体性消失了,历史强大、连续、统一并且光芒万丈。历史注视着读者,读者也进入历史,其关系类似于福柯表述的“画家”与“目击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注视一幅油画,而画家反过来也在画中注视我们。没有比这更是面对面的相遇,眼对眼的注视,以及当相遇时真率的目光的相互叠加。但是,相互可见性这一纤细的路线却包含了一整套有关不确定性、交换和躲闪的网络。只是就我们碰巧占据着与画家主题相同的位置而言,画家才把眼睛转向我们。我们作为目击者,是一个额外的因素。尽管我们被这个目光所注视,但也被它所忽视,并且被总是在我们面前存着着东西,即模特本身所取代。[3]”王蒙为何把这段类似于人物前传的“大事年表”放在小说中?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方式在小说中起到的颠覆性意义:即小说不再仅仅是小说本文。王蒙仿佛只是不经意地“捋一下岁月和人”,但是那一个个的时间节点1898、1911、1918、1955、1977……与小说本文交相辉映,使得小说产生了“溢出”小说本身的无穷尽的历史想象空间。“大事年表”与小说文本产生了“互文”的对话关系。“共时性”构成了这种互文关系的前提。例如“1984年苏尔葆赴美留学。三进大院住房拆迁,在原址上建起了港资豪华会馆,主要给外籍官员巨商提供服务[1]14。”在“赴美”、“拆迁”、“外籍官员巨商”这些语词背后,在小说本文中则是个体化的历史记忆,同时,时间节点又影射着更为宏观的历史,这些纤细的相互关系丰富了文本的阐释空间。王蒙所虚构的“人物大事年表”与小说本文产生的“互文”关系揭开了“被叙述”、“被闡释”的历史“缝隙”——即被史学家的“目光”所遮蔽的东西:常人、常事所构成的隐性的“水镜历史”。看得见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风云巨变,它用鲜血书写,沉郁悲愤凄怆昂扬,各种声音造就了色调各异,风格恢弘的“史诗”性小说,从《倪焕之》到《咆哮了的土地》《蚀》《子夜》 《财主的儿女们》 《激流三部曲》 《四世同堂》 《李家庄的变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知识分子、洋鬼子、农民、地主、革命者、工农兵纵往迎来,最终开创红色中国。相比之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看不见的力量则更为可怕,社会的变迁正是在这里面展示的。王蒙《生死恋》一开始就染上了浓厚的“个人回忆”的气息,作者一开篇就从“气数已尽的古都北平”写起:“所以顿开茅只能从煤球与蜂窝煤并存的那几年说起……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顿开茅常常梦见摇煤球。煤球的烟味儿有一些哈喇,似乎还有发面丝糕与肉皮冻气息。蜂窝煤的烟味儿却有几分清香,但是香得虚假廉价……孩子们爬垃圾堆捡煤核,是中华民国古都北京的一道风景,是堂堂民国气数已尽的刺心征兆[1]5。”“煤球”、“蜂窝煤”都是极具烟火气的“历史细节”,随之而来的气味、住房、音乐、口音都打上了个体记忆的烙印。大量的“器物”:煤球、蜂窝煤、石油气、天然气、自动拨号电话、公厕、抽水马桶、水龙头、日本录放机、西装、西药、别墅、汽车、手机、微信……构成了小说的“风化史”。“史诗”书写凸显了现代中国裂变的阶层和充满激情的革命,而“风化史”的书写却揭示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北京胡同的院子竟然能通向世界,平安度过中国的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而屹立不倒,不禁使人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感。因而,《生死恋》铭刻了历史“不该遗忘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4]”正如王蒙所说:“有时候历史就是在我们身边形成的[1]9。”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艺术魅力在于传达了过去的生活经验。而作者的书写对象——生死之恋,就是在这样的隐性历史中展开。如何书写“爱情”在隐性历史中的变化?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是否也在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王蒙小说包含的问题。二、从“胡同大院”式爱情到“私人别墅”式婚姻小说最为浓墨重彩描写的就是单立红与苏尔葆之间的爱情。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对“生死恋人”他们的恋情、婚姻在空间上的变化过程。当单立红与尔葆青梅竹马相恋时期,他们是住在“胡同大院”里的,而当他们结婚后,二人一起居住的地址却是美国的“私人别墅”。这种空间的变化为何发生倒是不言而喻,然而在建筑空间——“房屋”形态的变化背后,实质上是文化空间的变化,观察这些文化空间的变化如何改写了人物的生命轨迹则是小说文本可以体现的。在二宝的家庭举步维艰的时候,单立红作为“红小兵小队长”来到了“苏家”,“人还没有坐下,已经开始捡地上的碎纸。她扫地擦桌子晾晒被褥拾掇垃圾,她烙饼炒鸡蛋擀面切面炸黄酱调芝麻酱,炖茄子炖吊子炒鱼香肉丝虾皮丝瓜……她个子不算太高,全身都是力气与机灵。不但帮助尔葆家吃上热乎饭,还使两位老人各得其所。她同时常常与苏尔葆一起做功课,他们互相督促交流,令人赞美……她受到了三进大院男女老少的欢迎,只有二宝的神色平淡一点。在大家眼中,他与立红已经是一家人,已经公认,他们是姐弟,说是单立红比二宝大二十天。要不他们就是,或即将是——一对小夫妻[1]10。”在“苏家”,单立红的“勤快、机灵、善良”和她“照顾老人”“做饭”这些行为的背后所体现的全部是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在“三进大院”这个建筑空间里,剥去单立红帮助苏尔葆家的温情脉脉的“少共”外壳,内里依然是纳于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下的“青梅竹马”爱情。这对“小夫妻”的成长、相处模式都带有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烙印:两人在大院中旁人的目光下长大,两小无猜,老早就被看做是一对儿,却谁也不肯承认。正如单立红后来的个人自述:“从那么小,我看重了尔葆,我只想一辈子伺候尔葆,我确实伺候了他们家十五年,我献出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初识和永远,我的生活永远简单地成为一加二等于三[1]15。”单立红的自述以及她扮演的角色都使得她有些类似传统社会的“童养媳”。在他们还是“青梅竹马”的时候,“胡同大院”构成了一个想象性的文化空间。它呈现出了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观念。而单立红扮演的正是传统女性在“爱情①”中的角色:伺候丈夫、伺候公婆,做饭做家务。而“男人将在这所房屋中成长、结婚并死去,在这里,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到死去。而一个女人在结婚时离开她出生的家,变成一所新房子里的陌生人[5]61。”单立红与苏尔葆的感情带有传统的“情义”色彩。单立红在十一岁的时候“第一眼就爱上了尔葆,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少年与青春贡献给了苏家,给了二宝,她认定了自己是二宝的人。当她小小年纪就想起自己将是二宝媳妇,而二宝将是立红丈夫的时候,想到这儿她鼻酸心苦,她想嚎啕大哭。[1]21”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这对青梅竹马式的“爱情”是坚贞的、完整的、单纯的,初识即是永远。“胡同大院”包含了中国人对于“爱情”的期望、想象和体验。①严格的说,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爱情”这一概念,但是却有类似的感情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然而“相知”却不能完全概括单立红对苏尔葆的感情,因此使用“爱情”这一现代概念。而真正的变化就发生在苏尔葆和单立红结婚之后。苏尔葆一结婚就出国了,单立红则留在国内照顾苏尔葆的父母。“儿子远游”正是传统伦理秩序开始瓦解的第一步。空间的变化开拓了新的关系:苏尔葆在国外三年,面临着来自各个层面的女人的诱惑:从音乐学院吃胖的姑娘到风韵犹存的六十岁杜莱夫人。然而苏尔葆抵抗住了诱惑,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要接立红到美国生活。而苏尔葆的母亲苏绝尘却没有被接到美国去。这正是伦理秩序瓦解的第二个标志。在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照顾父母,服侍父母的起居用饭,是绝不可假手他人的重大责任。本应当由单立红、苏尔葆承担的赡养父母的责任,在这里被交给了朋友顿开茅以及保姆。父母与孩子在空间上的分离,进一步影响到了婚姻关系。婚姻不再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婚姻被隔离到了“私人别墅”中,成为了两个个体独自培养后代的“新关系”,苏尔葆与单立红仅仅是通过寄钱、写信来问候晚年的苏绝尘。婚姻空间的改变也带来了夫妻关系的变化。“男主外,女主内”的相处模式不再完全适用于“私人别墅”。单立红在美国开了一家东方杂货店,而苏尔葆当上了厂长,拥有了美女秘书、沃尔沃轿车,每天因工作在世界各地参观访问,“耶诞节假期他也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回到美国,回到自己的四口之家,安享天伦之乐。[1]23”“私人别墅”成为了婚姻关系的新型载体。“别墅”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即夫妻工作后的放松休闲的、与孩子共处的“私人空间”。站在“别墅”对立面的是现代化的“工作”。夫妻关系在“别墅”中不再是被“三进大院”的众多户人家评价、注视的关系,而是私密性的关系。与“三进大院”相比,“私人别墅”式的婚姻具有不允许被打扰的内向性特征。“私人別墅”婚姻之外,苏尔葆的“工作空间”被大大地扩展。感情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双向变化使得男女关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别墅”成为了他的“栖居地”之一。苏尔葆因为工作而居住在了中国的开发区,与立红分居,并在中国与情人“月儿”同居。“欲望”因为空间的延伸而进一步延伸,当顿开茅追问苏尔葆为何出轨的时候,苏尔葆说:“她说我应该无论如何灼烧这么一次,不论付出多少代价,咱们都只能活一次,骂就骂吧,打就打吧,死就死吧,死也要死一次林黛玉,死也要死一次罗密欧,最后成了灰,也是幸福的……[1]25”而“欲望”的无限延伸和苏尔葆犹豫不定的性格最终瓦解了原有的婚姻关系,也瓦解了苏尔葆没能守住的“天伦之乐”。苏尔葆先是离婚,最终又以自杀的方式死在了独居的公寓中。三、激情消逝年代中的“生死恋”在王蒙以往的小说里,虽然也时常有“爱情”的出现,但是“爱情”言说却很少如此强烈并且以小说主题的面貌出现。在王蒙50—60年代的创作如《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春节》、《眼睛》和《夜雨》中,主人公的爱情有着浓厚的“少共”情结,在面临抉择时候,爱情也总是让步于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爱情”是“革命”的陪衬。“王蒙更习惯思索大的有关国家、 民族、 时代、 理想、 文化等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 爱情在王蒙的小说中不过是一种点缀, 一段理解人物的相关背景, 它很少构成小说的主要构架, 不是小说的主要笔墨所及……, 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着鲜明的爱情内容的小说《风筝飘带》 、《活动变人形》 、《蝴蝶》 、《恋爱的季节》 、《青狐》 等, 它的内在蕴涵却是远远于爱情之外的……[6]”然而《生死恋》却将“爱情”作为书写主题,也是王蒙书写“爱情”、对“爱情”的体验和理解的加深的一篇小说。在《生死恋》中,不难看到作者思考的问题: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激情”消逝的年代,什么样的爱情才称得上是“生死恋”?在今天的时代,谈“爱情”这个词语显得过于“理想主义”,或许更为恰当的词是“男女”,是平凡化、日常化、甚至庸俗化的现实男女关系。如王蒙所写:“中国式的贞节牌坊已经轰然倒塌,中国男人个个都有一千个理由来闹腾点花花事,所有女作家都告诉读者,男人是靠不住的,一切海誓山盟都是过眼烟云,一切坚持与自苦都一文不值,都是愚蠢年代的产物,而女作家自身要‘解放’一下,也绝对能吓死一批男作家……所谓的白头到老,所谓的始终如一……那并不就是现实……但她仍然相信,她与二宝和别的夫妻不一样。[1]21”单立红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行动,可谓诠释了“生死恋”。她从第一眼爱上苏尔葆,到苏尔葆死后宣布“我不管两国的法律,我会向中美两地亲友宣布,我要以最正规的方式宣布我与二宝复婚!”在这里,“生死恋”的真正内含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永远记住爱一个人最初时候的模样。单立红守住了苏尔葆没能守住的东西,因而保住了这段“生死恋”。在这里,王蒙与女作家书写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不同,他打开了另一种“生死恋”的可能性:即爱一个人,只记住他最初的模样并且永远保留爱,直到死亡。此外,在“爱情”之外,还浮现出了一层“新情感”——即夫妇之间的“情义”:夫妇以义和。“情义”本旧,只不过在“激情消逝的年代”反而显得新奇、先锋。“情义”是单立红对苏尔葆长久的关怀与爱,在苏尔葆死后,她不顾自己与苏尔葆已经离异的婚姻来到葬礼,并且宣布与苏尔葆复婚,死后与苏尔葆同葬。而吴语rap演員月儿,在苏尔葆眼中“好看到哭、有头脑、爱学习、会唱弹词,会画画、上英语班考托福、纯洁清爽、傲骨侠心”的这样一位“新女性”,却对苏尔葆这一有妇之夫狂追五年,死缠烂打,无意中伤害的是另一个完整的家庭。人性复杂,很难从道德制高点去审判月儿。试看月儿出场时便救下一犯错误的孩子,并大气地说:“小家伙他一定要坏,我怎么办?世界这样大,我们只能把事情往好了做。[1]”她血肉丰满,很难用单纯的好与坏来界定,她“上了一年大学退学出来唱弹词,她说她只想陪陪我,她说寂寞比饥饿还要可怕,她说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1]”月儿在自己的处事原则上,奉行的是“只要喜欢就放手追求”的原则。然而这份喜欢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却无法可解。这两种价值观背后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重视责任之间的冲突,苏尔葆和月儿身上,是“史诗”小说未曾解决,遗留至今的难题。在这里“现代”与“历史”勾连,种种界限模糊之处正是《生死恋》所体现的。从结果上看,月儿如五笔打字法在无意中揭示的,实质乃是“豺狼”。在单立红、苏尔葆、月儿之外,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则是顿开茅与王明光的婚姻,二人的婚姻平淡如水,幸福到老,并非青梅竹马长大的他们反倒是真正笑到最后的一对。这是一种更为简单、传统的“生死恋”:重视“守成”、不离不弃,相伴到老的平淡、隽永、绵长的婚姻。四、结语《生死恋》在“水镜”历史中表达了王蒙的新的爱情言说:即带有传统色彩的“情义”,以及守住生死恋所需要的“守成”。在新的时代里,王蒙的思考从新的角度体现了对当下男女关系和爱情可能性的关注,也延续了他在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思考。作者通过结尾所暗示的长久婚姻,虽旧却亦新,不失为中国人婚恋方式的可行选择。[参考文献][1]王蒙.生死恋[J].人民文学,2019(1).[2]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M].杜预,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4.[3]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4]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5] 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周志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王蒙小说的一个侧面[J].南方文坛,2008(04):84-87,108.

  • 缩小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

    十堰地处山区,土地资源稀缺,“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十堰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乏力,“乡村病”问题凸显,致使城乡发展不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农业农村发展,正是为了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1.横向比较1985-2016年,人均 GDP 由914元增至41 923元,年均增长13.1%。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48.4元增至26 030元,年均增长 12.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34元增至8 514元,年均增长 12.3%,此增长率均低于人均 GDP增速。为了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运用城乡居民收入比率这一测度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比率,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根据十堰市统计年鉴[1],计算 1985 年到 2012 年十堰市城乡收入比率,结果如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十堰市城乡收入差距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985年-1991年的平稳波动,1992年-1994年的迅速扩大,1995年-1998年的迅速缩小进而保持稳定,1999年-2006年的波动中快速扩大以及从2007年至今的逐步缩小。2.纵向比较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了全省的平均水平,下面把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做对比[1][2]。十堰市人均GDP排名在全省处于中游水平,近些年GDP增速更是在湖北省处于前列。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虽然两者的变化趋势相仿,但十堰市的城乡收入比一直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且变动更为剧烈,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十堰市地处鄂西北,与鄂、豫、陕、渝四省市交界。十堰市政府提出打造“鄂豫陕渝区域性中心城市”,下面将十堰市的城乡收入比与毗邻的襄阳市、南阳市、安康市、商洛市进行比较[1]。表1中也显现了十堰市的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16年的末位,说明十堰市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由此可见,无论是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还是与毗邻市的横向对比中,都显现了十堰市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合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较差。二、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十九大以来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就是旨在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再次重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且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体现的是重点支持,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体现的是新发展共享理念[3]。1.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人为本”。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紧缺,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只有减少农民总量、增加人均产量,才能保证农民增收。2016年十堰市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58.4%,而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市民化率仅为34.2%。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务工人员“离土不离乡”的尴尬现状,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本质上也无法回到农村。因此,必须建立完善城乡融合的户籍政策,让进城农民工、农村居民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得到公平的公共福利和发展机会,最终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并真正融入城市,拥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身份、社会地位及社会保障,使农村农业的规模效益也真正发挥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农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我国具有二元经济结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决定收入水平,因而城乡产生巨大差距。2016年,我市农业部门产值为173.4亿元,劳动力数为89.6万人;非农业部门产值为1 256亿元,劳动力数为127.05万人。通过测算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3,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5,二元对比系数(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为0.2,可见十堰市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存在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3.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目前来看,许多年轻人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现代化的农村,不仅要有发达的农业,而且要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体系[4]。因此,应当在乡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这是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要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新兴服务业,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更加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这样,即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但乡村地区能够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趋于合理[5]。4.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改善制度环境。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改变过去的“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重視农村发展,重视农村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并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改革倾向于城市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扶持力度,走城乡融合之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只有尽快消除城乡壁垒,农民才能自发返乡,拥有真正的自主选择权。三、乡村振兴战略对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1.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根据上文的机理分析,选取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x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x2)、产业结构(x3)、财政支出(x4)、金融体制(x5)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Y)为解释变量。选取2000年-2016年的数据样本,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建立以下回归方程:2.模型估计利用EViews软件对式(1)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此可得,该模型样本决定系数R2=0.9305,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R-2=0.8990,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模型结果可知:(1)代表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X1的符号为负,说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小。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少5.7756%。表明要继续促进乡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推进新型城镇化。(2)代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X2的符号为负,且系数较大,说明十堰经济二元结构的增强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转型升级。(3)代表产业结构的变量X3的符号为负,而且非常显著,说明十堰市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加快农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使更多农民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受益。(4)代表金融体制的X5与十堰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模型估计结果说明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十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能缩小2.613个百分点。表明十堰市金融发展进程较慢,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并且长期以来对农村与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四、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缩小十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1.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会扩大十堰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一是应当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继续放宽落户条件。二是规范土地产权制度,促进土地有序高效流转。我市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之一是家庭分散经营,无法产生规模效益,土地流转率不足40%。要积极创新土地流转形式,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香菇、中药材、茶叶等规模生产和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和保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2.创新农村产业,推动人才引进开發。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升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十堰市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农村。首先,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广郧阳区白浪镇等示范乡镇的先进经验,在单一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商、农业休闲观光等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发展体系。其次,乡村振兴的第一关键点是人才 ,十堰市不少地区乡村之所以衰落是由于农村人力资源“空心化”。因此,一是要继续推行“三乡工程”,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形成积极的回乡创业、回乡投资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强各类农村专门人才的培训,培养一批爱农村、能研发、懂销售、会经营的“三农”队伍,探索出山区特色的城乡发展之路。3.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十堰市对农村与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支持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建议加大十堰市乡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方式。首先,了解各地金融需求,探索推出各类三农金融产品,形成符合地区实际需求的农村金融产品体系。其次,依托各地的区位优势,注入金融资本,用信贷方式帮扶种植、养殖、旅游等特色产业,促进产融结合,保证农民增收。再次,增加金融网点在农村的数量,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参考文献][1]十堰市统计局.十堰市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2]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3]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6(6): 795-802.[4]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01):65-73.[5]张 强,张怀超,刘占芳.乡村振兴: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选择[J].经济与管理,2018,32(01):6-11.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研究

    摘要:对国内6所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调查,发现高校存在明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现象。精心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面对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流行文化中不良文化的挑战,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实践育人体系和校园文化育人体系中,加强大学生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9)04-0007-05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新时代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出了具体部署。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通过对国内6所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9.20%的被调查者表示“学校开展过,但比较少”,10.15%的被调查者表示“学校没有开展过”,67.3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学校是否开展过此类教育”。从调查的结果看,高校存在明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重要价值世界多样文明花团锦簇,文化元素千态万状。理想与信念决定人生方向和事业成败。中国的高等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基本任务,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其基本职责,让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泽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端正的态度和良好的情感,唯有此,中国高等教育才能教育好大学生担当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心尽力。(一)它是走好中国道路的重要基础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经过风雨洗涤和开山劈地走出来的,是光明正确的道路,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许多外国友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惊叹不已、顶礼膜拜,中国人民不能有任何理由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基辛格说过:“中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具有连绵不断的悠久文明,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享有来因去果的政治韬略和古老的战略。”[1]当前,经济建设开展供给侧改革,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处于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四风不断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思想建设不断加强,强化用主流意识统领意识形态领域,正确思想占领主流话语体系;工业信息化智能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发展,国家现代化正在阔步前进;“一带一路”蓬勃开展,国际化深入推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运用教育的教化作用,把握历史,面向未来,站在历史的高度组织教学,引导大学生准确把握国情,正确认识历史,提高道路自信,引领大学生走好中国道路。(二)它是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保障中国力量是人民的力量,是全体中国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战胜艰难困苦汇聚成的力量,是培育主流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力量蕴含着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品格。在当前改革开放、多样世界观交流交锋交融的形式下,需要保持定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是引领和凝集13亿多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精神旗帜[2]。因此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主导、引领和规范多元变化的思想意识,为凝聚当代中国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方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蕴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凝聚中国力量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四个自信,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提高自己的修养,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三)它是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中国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是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定信念,一个民族才能雄居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有了宏大的精神滋润,一个人才有前进动力。大学生是民族的栋梁、祖国的希望、未来祖国重要建设的生力军。加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大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础,也是塑造大学生自信、优雅、旷达精神气质的重要途径。在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大学生自觉践行中国精神,众志成城,凝心聚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有连绵不绝的动力。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基本内容的精心选择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发展至今且没有中断的文明。不可胜数的历史典籍,流传久远的诸子学说,云蒸霞蔚的诗词歌赋,利在千秋的四大发明,独具匠心的书画雕刻……每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令古今中外叹为观止,敬佩不已[2]。在新形势下,高校应该科学地总结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将其融入高校教育的全过程,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对大学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既遵从由孝而敬、以孝为先的家庭伦理观,又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从“家国一体”出发,强调修身、正心、格物、诚意、致知,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自我发展与追求应该与家国的梦想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一起[3]。以“修齐治平”的情怀感染大学生,激发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爱国主義更应该成为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抓手,引导大学生胸怀天下心系祖国。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源源不绝的优良传统,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气概,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民思想。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爱国志士和久远传颂的爱国经典,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挖掘和充分使用这些资源,能够激发大学生济世安邦的报国志、齐国治家的爱国情、唇亡齿寒的兴国心,自愿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富强、荣辱和发展联接起来,承担起历史责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时代使命。(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合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忠恕之道与和合文化,形成了以“和”为根本特征的和合文化。人与人之间,主张忠恕、仁爱,主张和衷共济、推己及人;人与自然之间,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是其精髓;人和社会之间,崇尚善解能容、济众合群,强调人与社会的相互接纳、和合融通;民族和国家之间,倡导天下为公、万邦协和,强调大同社会、修睦讲信;各文明之间,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对个人,讲究宁静致远、修身养性,提倡安贫乐道、见素抱朴[4]。社会、自然、文明、身心、人际等各元素之间应该和谐。高校是大学生的加油站和中转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恕之道与和合文化所倡导的理解、仁爱、宽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等文化理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乐群友善、风雨同舟、仁爱宽容的社会情怀,养成理性、温和、克己、睿智的社会心理,生成大度、文雅、温和、文明的社会行为,使大学生成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引领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缔造者。(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资源及道德修养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美德资源,为中华民族长久不衰、波澜壮阔提供了丰盛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既包含重民本、讲仁爱、守诚信、求大同、尚和合、崇正义等优良传统道德,也包含中国共产党自“五四”以来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新中国中所形成的顽强拼搏、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的昂扬斗志,这些优秀传统美德都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倍加珍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丰富资源转化为大学生普遍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把好人生关,走好人生路。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含着独到的道德修养方法。比如,儒家强调个体道德自觉和内在道德功能,认为道德修养是来自于个体自愿自觉的修为,也就是“为仁由己”,通过“吾日三省吾身”“知行合一”“慎独”等道德修炼方法,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崇高道德境界,体现“吾欲仁,斯仁至也”。中华民族这种注重个体内在力量和自觉性进行道德修养,提升其道德水平,在今天对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从内在力量自觉进行道德品质的修炼,运用儒家道德修炼方法修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提升涵养,完善人格,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优秀公民。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面临的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鲜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民族中具有突出优势,但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输入在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输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心智尚未成熟,辨别真伪、识别是非的能力严重不足,但对外来文化充满好奇,对西方外来文化缺乏鉴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从而表现出过度的青睐和赏识,如“哈韩”、“哈日”、羡慕欧美成为一种时尚,洋节日、洋快餐、牛仔、嬉皮士成为流行元素,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CNN、好莱坞大片、迪斯尼成为日常生活常态,而对中华传统节日却表现出陌生和有意识的疏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认同,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甚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些例证,说明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输wbtBdkkioGZLkwSy2O3v9Ai7AiJzSrH27sNtiYguMAE=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二)社会不良文化的蔓延与泛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涵盖诚实守信、志向高远、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礼貌谦让、助人为乐、勤劳敬业、尊师重教等内容,在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也是大学生遵守和践行的重要内容。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也产生了许多良莠不齐、林林总总的不良社会文化,如影视作品中的庸俗情色和泛娱乐化、电子游戏中的血腥暴力凶杀和空幻世界、书刊中完美的美女帅哥、各种选秀选美的一夜成名、漫无边际的财富渲染。诸如此类的不良社会文化现象严重侵害了年轻大学生的心理、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他们产生了许多消极不良的影响。少许大学生也渐渐迷茫,对斑驳陆离的不良社会文化陶醉不已、趋之若鹜,而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却表现出隔离和冷漠,在认同和践行上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三)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兴旺作为现代社会消费的产物,畅销书、通俗诗、流行音乐、网络小说、电视剧、电影、广告、短视频等大众文化表现出对财富的炫耀和对物质的追求,带着浓郁的消费主义色彩和短平快心理。依托新媒体传播平台,消费文化日趋张扬和凸显,其结果是消费主义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恶性蔓延,严重危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讲排场、摆阔气、浮华、露富、炫耀靡然成风,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劳动光荣却被视为陈旧过时。大众文化目前正以强烈的同质化作用影响着大学生,单方向地塑造着他们的灵魂,使大学生人文精神弱化、价值观淡化、理想追求世俗化。(四)网络流行文化的盛行大学生出于求变求异求新的心理使然,把各种斑驳陆离的网络文化以及叶影参差的流行文化当作新生事物来欢迎和接受,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时了,是老古董,缺乏生命力和活力。部分大学生逐渐失去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诸子百家和歷史典籍显得陌生,即使接受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效果与影响在网络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冲击下不断消解。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路径选择精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虽然不能全面覆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但却是高校教育最宝贵资源,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重要抓手,推动高校有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校要应对各种挑战,从党中央的要求、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出发,发挥其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优势,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教育[3] 。(一)融入高校课程体系首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课不仅担负着系统的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也担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创新与转化的历史责任,对提升大学生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图画、曲艺、文字、语言、习俗等多种文化形式,同时也蕴含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和谐精神、进取精神、诚信精神等诸多精神,其世代相传、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特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完备的思想来源和优质素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提升个人道德素质,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效形成良好的高校人文场域,更好地发挥“文化育人”、 “ 文化化人”、 “文化塑形”功能,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5]。其次,重视发挥通识课程、公共选修课程的作用,开设必修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加入《周易》、《诗经》、《孟子》、《论语》、《大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开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中华优秀文化经典选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等课程。开设《书法》、《国画》、《京剧》、《太极和武术》等实践性强的课程。最后,创新教学模式,重视教学方法。通过解构、解读、重构、融合、整合等途径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披沙拣金、滤粗取精,摒弃不良内容和成分,与时俱进,重视与现代文明交流、融合与创新,用心规划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精心策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突破单一的教育模式,创造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富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教育模式。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专题讲座、文艺表演、艺术比赛与展览等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推动大学生直观形象的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规律和内容,深刻理解和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和精髓,提升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并自觉践行。(二)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实践育人是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融为一体的教育模式,是提高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措施,最具活力和生命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实践育人体系,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教育资源。实践育人要注重培养学生高尚人格和理想品格,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实现人文精神提升与人格完善。实践育人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围绕主题,设计实践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实行动。一方面,结合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实践方案,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集中与分散、团队与小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社会实践。通过实地走访、社会调查、大学生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接触社会的同时,体验、感悟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组织开展爱心公益、志愿服务、新青年走基层、扶贫支教等活动,让大学生在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将服务精神、志愿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培养融入社会实践,通过情境体验、亲身参与、角色扮演等形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提高实践育人的效果。(三)融入校园文化育人体系学校校园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称,包含教师队伍建设、科学文化知识传授、思想道德教育、校园文化设施设备建设、规章制度制定与遵循等 [6],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教育重要载体。调查发现,超过55%的大学生认为校园没有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不能很好的学习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高校要進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宣传,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注重人文校园环境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陶冶熏染。校园物质文化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它具有耳濡目染的内隐性教育效果与教育功能,由校园内部雕塑、建筑、设施、绿化、规划格局和校园外部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物化环境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可以丰富校园文化的价值底蕴,提高大学生审美情趣,促进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耳濡目染,提升文化品格。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沉淀的群体精神风貌和价值意识。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是办学思想、理念以及价值观的体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精神文化,有助于形成文明和谐、文雅谦和、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高校应充分挖掘校训、校徽、校风、校歌等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理念,有计划的开展校园精神文化宣传、展演、展示活动,依据本校校园文化内涵,有目的的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校园制度文化是以语句表达的学校规章制度以及固定的体制机制所体现的文化,如学校制订的章程、规定、条例、公约、办法、实施细则等。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也是校园文化活动的准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制度文化,高校需要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比如,首先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资培养机制,完善教学研究机制;其次完善课程设置机制,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课程所占的比例;第三,在课外活动制度上,建立和完善横向联动和纵向领导机制以及全体师生参与机制。校园制度文化的完善与实施能够确保教学、科研、学习、生活等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够确保师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的提高,从而达到有效遏制师生产生错误行为的目的。(四)加强大学生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加强大学生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强化大学生的国家观念意识、民族情怀和社会规则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7]。对公民的国家观念意识教育,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比如,新加坡制定了“社会为先,国家至上”的价值准则,对青少年进行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教育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反映了中华民族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高等教育应该使大学生明确自身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大学生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高度,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忧国忧民,为国为民,胸怀报国志,同时学好扎实的技术技能和知识才干,愿意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大学生要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梦之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团结一心,矢志奋斗,不断进取。在学习和生活中从容面对挫折和困难,抓住大学大好时光,努力学好本领,储存为祖国奋斗的能量。面对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流行文化中的不良文化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积极参加公益服务、志愿服务和社会生产劳动,树立奉献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主动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五、 結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多年的演进,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凝练成浑然不觉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教育,引导大学生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历史必然,引导大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价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根本目的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心灵里,为大学生的人生点亮一盏明灯。[参考文献][1]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 12.[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N]. 人民日报,2014-08-21(20).[3]李国娟.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逻辑[J].思想教育研究,2015(2):64-690.[4]张立文.和合文化与商道——21世纪经济活动的有效路径[J].探索与争鸣,2005(2):4-6.[5]程为民,熊建生. 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状况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4):68-71;87.[6]李子云. 国际化视野下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挑战与策略[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8):10-13.[7]骆郁廷,等.文化软实力战略、结构与路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08.Abstract:A surve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in six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phenomena of lack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of great value. It is important to carefully select the basic content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educa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network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gra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ampus culture education system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Key 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浙江高职示范性创业学院建设研究

    创业学院已成为高校实施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浙江省49所高职院校已建成48所创业学院,有13所院校入围浙江省示范性创业学院。为深入研究示范性创业学院建设情况,课题组通过电话采访、实地考察、访谈师生、查阅文献资料、浏览院校网站等形式,对13所示范性创业学院建设的相关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高职创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一、浙江高职示范性创业学院的建设背景(一)院校自身具有建设创业学院内在需求在高校扩招形势下,促进大学生更好就业创业成为重要课题。高职办学与市场、实践联系紧密,学生对实践活动兴趣相对较强。在办学专业及课程设置上,高职相对于本科更灵活,其在创业教育上更具热情。在办学形式上,高职更突出应用性,其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在开展创业教育时更能找到结合点。在就业市场上,学历层次依然会成为用人单位用人的重要维度,高職与本科相比并不存在核心竞争力[1]。为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高职在创业教育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为系统化地开展创业教育,一些院校组建创业教育相关机构,成立实体化的创业教育组织,建设创业学院成为各高职院校发展的内在需求。(二)政策驱动鼓励院校进行创业学院建设2015年8月,浙江省教育厅出台《关于积极推进高校建设创业学院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除公安类等特殊类型高校外的全省普通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建立创业学院,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应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意见》出台后,浙江各高职院校迅速行动起来。在上级行政力量推动下,各高职院校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创业学院的筹建工作。一些院校创业教育工作开展较早,筹建创业学院只需将原有职能部门、教学单位的职能予以整合;创业教育工作开展较晚、基础相对薄弱的院校,也纷纷成立相关的工作领导小组[2]。在政策驱动下,浙江省内高校建成各类创业学院101所,其中, 49所高职院校共建成48所创业学院(一所高职院校作为特殊类型院校不作要求)。创业学院组建后,如何运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发挥创业学院的示范带头作用,浙江省教育厅2018年4月开展示范性创业学院评审工作。在建有创业学院的48所高职中,有28所(58%)院校参与了该项目申报工作。经校方专题汇报、专家审核相关材料、召开师生座谈会、对申报院校师生进行电话随机采访、专家组实地考察创业学院等程序,浙江省教育厅综合各院校创业学院建设情况,最终确定13所高职院校入围浙江省示范性创业学院。从名单来看,大多入围院校创业学院具有前期建设基础,较早开展创业教育相关工作,在创业教育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特色。2.有无独立网站的数据截止到2019年2月28日。 二、浙江示范性创业学院的组织特性(一)组织架构上,创业学院分为教学单位、职能部门、混合模式三种模式在组织架构上,各示范性创业学院所在院校的专业建设及办学特色、所在地区经济特点、校方在对创业教育的发展思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导致各创业学院的组织特性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名义上都称为“创业学院”,但不一定以二级学院的形式存在。根据当前大多数院校情况,院校在组织架构上通常分为教学部门与职能部门两种模式[3]。教学单位,即二级学院、分院、系等基本单位,如经济管理学院、艺术设计系等,通常将学科、专业相近的放在同一个教学单位。职能部门大多关注自身某块具体业务,如学工部、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等。《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并未对创业学院作较为明确定位,各院校结合自身情况对创业学院的组织架构归属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组织架构归属上,课题组借鉴当前院校组织架构,可将创业学院分为教学单位、职能部门、混合模式三种模式。其一是将创业学院定位于教学单位。明确将其归属于教学单位的有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院校。该三所院校在校园网站上,都将创业学院作为教学单位范畴,与其他专业二级学院放在同一个序列。其二是将创业学院定位于职能部门(管理机构),明确将其归属于职能部门的有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其创业学院在校园网站上归属为职能部门,与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工部等放在一个序列,在定位上更加类似于“创业管理处”,协调二级学院创业学生的管理,负责全校创业相关工作的开展。其三是兼有教学单位与职能部门的定位。在实际过程中,创业学院既具有教学单位的功能,也具备职能部门的相关功能。未明确创业学院归属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的,均可将其视为混合模式。在组织架构定位上,各院校应根据自身情况来灵活设置创业学院。课题组认为若院校创业教育基础较好,参与真实创业实践活动的学生人数较多,可尝试采用二级学院模式,为创业学生配备专门的任课教师及学工管理人员以增强师生的归属感,促进创业相关工作的开展。若院校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创业基础较为薄弱,仅有少量学生参与创业实践,可将创业学院定位于职能部门,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不断促进创业教育发展的规范化与系统化。(二)机构名称上,各院校根据自身特色进行灵活命名各高校在机构名称上都含有“创业学院”。为体现自身特色与传承性,院校机构名称又具有自身特色,并非直接采用“创业学院”这一名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各院校对创业学院的办学特色。课题组对校名进行系统梳理,在机构名称上可将其分为五种情况。其一是以“创业学院”单一形式来命名,采用该类形式命名的院校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其二是以“人名+创业学院”来命名,采用该类命名的院校有3所:绍兴职业技术学院采用“范蠡创业学院”,传承“商业鼻祖”范蠡精神来培养创业人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采用“徐霞客创业学院”,能体现出该校结合旅游类特色培养创业人才的规划;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采用“行知创业学院”,以陶行知“知行合一”理念作为办学思想。其三是以“创业学院加一个修饰定语”,采用该类形式命名的院校共有两所: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采用“创业教育学院”作为名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梦想创业学院”作为名称。其四是采用“二级学院+创业学院”合署命名的模式,该类命名的院校有两所,分别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采用“创业学院、电子商务学院”,该校创业学院主打电商特色,与电子商务学院合署办公;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采用“商贸旅游学院、创业学院”,创业学院相关工作交由商贸旅游学院负责。五是采用“企业名+创业学院”的命名形式,该类命名的院校有一所,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采用“正保创业学院”,该校创业学院依托企业资源优势,校企双方就创业课程开发、创业师资培训、创业团队孵化等方面,在创业教育方面密切开展校企合作。在名称设置上,课题组认为应根据自身情况来灵活对创业学院进行命名。名字不仅只是一个代号,某种意义上凝练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名字更是学校文化氛围的体现,在无形中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需注意的是,各院校应考虑在已有创业教育基础上开展相关工作,注重相关传承性,不宜凭空去设置一个创业学院。(三)人员配备上,存在“高配”“平配”“兼任”三种情况在人员配备上,各院校均按《意见》的相关要求将创业学院作为相对独立机构,机构负责人存在高配、平配、兼任等三种情况。其一是高配,高配是指创业学院负责人由学校校级领导担任,通常由学校分管学生工作或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任创业学院负责人。高配负责人能更好整合相关资源,促进其效能与作用的发挥。如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负责人由校级领导(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担任。其二是平配,平配情况下创业学院负责人为学校中层干部,将二级学院定位于校内相对独立的机构,多数院校采取这种配备方式,将创业学院作为一个独立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如义乌工商职业学院创业学院作为独立的二级学院,其负责人在配置上为二级学院院长。其三是兼任,兼任是指创业学院负责人由相关部门或二级学院负责人担任,该类形式下的创业学院通常由招就处、相关二级学院院长等负责人担任,如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负责人由该校招就处处长担任,并负责主持日常相关工作。在人员配备上,创业学院应考虑人与岗位的匹配性。通常而言,与创业教育较为密切的有学生处、团委、教务处、招就处等职能部门及设有经管类相关专业的二级学院。为统筹开展工作,在人员设置上应考虑机构的职能,注重相关工作的关联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创业学院工作人员应安排了解校内创业情况,认可创业教育理念、对创业教育抱有较大热情的老师来担任。三、浙江示范性创业学院的运行机制(一)功能定位上,倾向于组织协调创业教育相关工作建设创业学院已成为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在统筹创业教育相关工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示范性创业学院负责全校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基本上具备以下三项功能。其一是健全创业课程体系,组织全校创业相关活动。除常规的理论课程外,还组织创业沙龙、创业讲堂等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普及创业类课程等。如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将创业学分纳入全體学生的学分管理体系,该校创业学院负责全校创业课程的统筹安排。其二是统筹各类创业教育资源,搭建各类创业实践平台。通过引进校外资源等形式,为校内学生创业提供相关基础,负责院校与当地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相关交流平台[4]。如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在开设创业类课程的同时,还采用“1+1+X”模式,结合校内各个专业特点来开展创业类课程。其三是推进师资队伍体系的建设,完善相关评价机制。创业学院统筹创业指导教师队伍的相关建设,进行学生创业认定及创业相关评价体系的构建。创业学院通过健全体系来开展相关活动。作为协调组织,创业教育应发挥好协调组织作用。创业学院要统筹好相关资源,明确创业教育的相关职能,将各方面资源予以整合,以期提升创业教育成效;创业学院要列好所在院校的创业教育清单,理顺创业学院的管理体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提升院校的创业教育成效。(二)招生组建上,分为独立培养、联合培养两种形式各院校创业学院主要通过创业班来进行实际运作,但在创业班组建上不尽相同。为便于理解各体系间的区别,课题组将培养方式分为独立培养、联合培养两种形式。独立培养是指创业学院在挑选学生组建创业班时,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专业二级学院脱离联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是该种培养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校创业学院直接在报考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中挑选创业意愿强的学生进入创业班,基本上从“零基础”(又称为“3+0”模式,学生入学即进入创业学院,3年时间都是在创业学院学习)开始创业人才的培养。除“3+0”模式外,还有“2+1”(大一、大二两年进行专业学习,大三一年时间进入创业学院,下同)、“1+2”、“0.5+2.5”等模式。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曾尝试在大二时,将家中有创业资源且个人创业意向强的学生集中起来,该校创业学院组建“企业接班人”创业培养班,开展创业相关专业课程来实现创业人才的定向培养。联合培养意味着创业学院与各二级学院共同培养学生。大多数院校采用联合培养的模式,通常招收已有创业项目并在进行创业实践的学生进入创业班。这类院校大多会定期开展创业项目孵化工作,创业学院负责相关工作的开展。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采用创业精英班模式,创业学院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创业学生甄选工作,尝试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项目孵化与创业竞赛相结合,创业实践与创业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跨二级学院、跨专业的创业教育人才模式。该校创业学院利用学生在校期间空余时间开展创业培训,与原有专业二级学院仍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招生组建上,独立培养与联合培养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院校应结合自身特色来开展特色活动。若采用独立方式来培养,其目标性更强,有助于提升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成效,但学生在创业上可能会专业支撑性有待加强。若采用联合方式培养,能提升各方的积极性,创业学生管理存在多头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协调。(三)教学改革上,尝试开放办学以提升创业实践教学重要性《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创业教育改革,各创业学院在建设中都不断加强实践教学,尝试构建较为完备的创业孵化体系。各院校根据《意见》精神,加大对创业学院的探索力度,积极开展“2+1”等模式的试点教育。在创业学院建设中,不断加强办学开放性,构建较为完整的创业孵化体系,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教学、孵化、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在建设主体上,除了校内资源外,各院校还积极引入校外的政府、行业、企业等相关资源[5]。如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三阶段推进、三课堂联动”的建设理念,联合社会资源进行创业学院的相关建设,利用当地科技众创空间,鼓励学生入驻该空间,并借助校外研发机构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在教学改革上,各院校应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增强办学的开放性,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创业实践活动。为提升办学开放性,各院校可尝试以混合所有制来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支持。四、浙江示范性创业学院的保障体系(一)硬件保障上,学校在办学条件与经费支持上提供相关支持创业教育需协调各方面资源,创业学院对办学条件要求较高,需一定办学场地作为硬件保障。根据相关政策要求,13个创业学院的院校都建有创业园(有的院校称为“创业基地”、“创业孵化器”等),为创业活动开展提供场地支撑。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创业学院设在创业园内,园区内除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外,还设立各类孵化机构、实训中心等,这为学生初始创业提供相关支持。在经费支持上,各院校都有相对独立的创业教育经费,通过设立创业基金等形式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在资金来源上,主要渠道有学校自筹、政府支持、社会捐助等,大多数院校还设立创业奖学金等。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在财务经费统筹上,2017年、2018年设立创业相关奖学金,扶持资金均在160万元左右,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学生的创业启动资金。此外,该校还获得了杭州市、富阳区两级政府对创业学院建设的经费支持。在硬件保障上,各院校应在办学条件与经费上提供支持。若条件允许,应设立专门经费,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来开展创业教育工作。创业学院除了将校内相关资源整合外,还应积极借助外部资源,促进创业教育活动有序开展。(二)制度保障上,学校根据政策文件出台创业扶持政策为深化创业学院建设,各院校在校级层面为创业学院发展出台了政策文件,对创业学院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等予以明确。为确保创业学院工作的有序开展,各院校均成立了创业学院工作小组,明确创业学院与校内单位的责任分工,就创业学院建设的工作进行协调。为深化创业教育改革,政府层面出台了大量指导性政策文件,为创业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各院校结合自身情况也出台了政策文件[6]。国家层面出台的鼓励性政策有休学创业、学分替代等。各院校在遵循教育部门政策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特色,对相关政策进行积极探索。在制定政策时,各院校应根据创业学院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借鉴兄弟院校的相关经验,量身定制出台鼓励性政策。不断深化创业教育改革,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师资配备上,由校内创业导师与校外导师组成创业学院的建设对师资队伍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师资配备上,创业学院教师由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两部分组成。由于当前尚无专门的创业指导专业,校内导师主要由学校培养,一类是与创业联系密切的工商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师,主要担任专业教学任务,对创业过程进行指导;第二类是学工系统内负责创业指导的教师,主要对接学校创业;第三类是对创业感兴趣的教师。大部分院校都会安排导师参加SYB、KAB等系列课程培训,获取相关创业指导证书。校内创业导师在指导时间、课程安排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大部分校内创业导师缺乏创业经验,对学生创业中的实际问题难以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为弥补校内导师指导的短板,各院校尝试聘请当地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为创业导师。这类导师虽然创业经验丰富或对创业政策熟悉,但大多数都有自己事业,在时间上难以满足校内创业指导的需求[7]。大部分校外导师会来校开展创业讲座,对行业发展趋势做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创业学院除校内创业导师外,还有来自湖州各行业的60余名创业导师。校外导师由校内各二级学院来负责聘请,创业学院负责统筹安排,这些校外导师来自行业,与该校办学特色十分吻合。如该校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校外创业导师来自当地的汽车企业,商贸与经济管理学院校外创业导师来自当地科技公司,艺术设计学院校外创业导师来自当地的设计类公司。在示范性创业学院建设中,创业师资成为当下的一个短板,急需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高校创业导师队伍。为此,各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引入外部资源,加强创业导师队伍的建设。根据创业导师的多样化、自主式发展目标,结合其不同类型、不同专业发展阶段制定针对性帮扶机制。[参考文献][1]朱家德,王佑镁.高校创业学院的发生学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03):158-161.[2]丁文剑.协同理论视角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多元協作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8(23):64-68.[3]金祖旭,贾少华.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问题反思与实施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18(34):53-58.[4]徐玉成.创业教育对高职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634个高职大学生样本的实证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5):76-82.[5]金航飞.高职创业型大学的建设路径探讨——基于创业学院视角[J].职教论坛,2017(03):134-138.[6]贾少华.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内涵、着力点与行动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8(16):32-38.[7]丁琳芝.高职创业教育中的学分替代之探索与实践[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06):9-12.

  • 兰心诗钞》思想内容概说

    摘要:《兰心诗钞》是鄂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本社团诗人诗词合集,该诗集共收录王和斋等9人作品359篇。《兰心诗钞》的题材范围和思想内容可以概括为均州风物、民间风习、士人风雅、羽士风骨、古人风度等五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关键词: 兰心诗钞;思想内容;十堰;均州中图分类号: I206.2;I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9)04-0012-04《兰心诗钞》是迄今为止鄂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本社团诗人诗词合集。该诗集共收录王和斋等9人作品359篇,这9位作者同属清代道光年间均州(今丹江口市)文学社团“兰心诗社”成员,其中王和斋、沈吉庵、王丽川、相育堂和贾品三等5人系地方文人、画家和官员,而张印槎(宗源)、徐辉山(贵玉)、周莲斋(复泰)、叶问梅(雪斋)等4人则均为武当道人。《兰心诗钞》于清代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由“含茹斋”木刻印刷,距今已180余年。“兰心诗社”的9位成员,虽分属士人和羽士,但儒道雅集,吟风啸月,诗词唱和,书画交往,演绎出十堰文坛的风雅盛事,留下了十堰历史的艺苑奇葩,难能可贵,弥足珍贵。客观地说,《兰心诗钞》的题材范围比较狭窄,思想内容比较局促。个中原因,既不是作者胸怀境界之褊隘,也不是作者学识才华所制擎,而是“兰心诗社”的创作原则所制约。《兰心诗钞》开篇,即为王和斋之《兰心诗墅励规四则》,规定了诗社成员必须恪守的四条原则,从题材内容、作品质量、以文会友、切磋砥砺四个方面开宗明义,分别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标准。其中第一条“励规”,就是对题材内容的规定:“凡抒写性灵,吟风啸月,以及随时赋景,往来酬唱之作,不必拘意求工,但不犯时讳,不涉穿凿,并远谐谑,绝无讽议,则敬和中隐寓温柔敦厚之意焉。”只准“吟风啸月”“随时赋景”“往来酬唱”,将创作范围框定在狭窄的空间。而“不犯时讳”“绝无讽议”,则让诗社同仁的笔触远离社会政治现实,远离民生状况。一句话,“兰心诗社”的诗歌创作,只谈风月,不论时弊;只写闲情逸致,不事朝野讽喻;只作“小资范”,不涉“大题材”。这一规定,束缚了“兰心诗社”诗人的抒写手脚,限定了他们的创作天地,使我们难以从《兰心诗钞》中看到当时均州地方的政治状况和社情民意,这也是《兰心诗钞》留给我们的一大遗憾。不过,在“文字狱”大肆盛行的有清一代,诗人们以远离政治的方式,以求洁身远祸,全身自保,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因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如此,《兰心诗钞》的思想内容,仍然放射出丰富多彩、摇曳生姿的时代光芒。一、均州风物沈吉庵、叶问梅、张印槎、周莲斋等人的同题诗《正月十九日游沧浪亭》,徐辉山的《沧浪晚归》《锦屏山晓望》,贾品三的《正月望九日游沧浪分咏》《夏日晚眺》,王丽川、张印槎、徐辉山的同题诗《雨中春树万人家》,周莲斋的《春日江城远眺》《北郊闲眺》,沈吉庵的《静乐宫》《过元岳门》,王丽川的《北村六咏》《北村晚归》等诗,描述了均州地方清新明丽的自然山水和恢宏壮丽的人文景观。徐辉山的《沧浪晚归》:沧浪同揽胜,四面敞轩窗。翠岫环千树,空亭枕一江。林归知候鸟,竹隐吠人庬。正拟描如画,归来月满艭。将沧浪亭周遭景色描绘得空灵幽邃,超尘脱俗。而王丽川的《雨中春树万人家》:万家烟火雨蒙蒙,树外云连凤阙通。暗柳明花迷遠近,望衡对宇觉朦胧。碧甍半露参差际,青闼周遭罨霭中。一幅画图归墨染,天然直拟米南宫。则为我们再现了一幅直逼米芾画卷的“均州烟雨图”。沈吉庵的《静乐宫》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静乐宫的恢宏壮阔和真武大帝的神光威灵,而其《过元岳门》则以写意的笔触,呈现了“治世玄岳”的质坚工巧和华丽威严。此外,《忽逢桃花林》《咏庭兰》《咏绣球花》《榆青缀古钱》《桐始华》《佛手花》《龙爪花》《元和观雷神洞咏桂》《萤》《蛩》《jPDgJmE3ezHzVhSFHHiuyUIVgnpd1hS2wn8caJnJK/Y=蛙》《蝉》等诗作,记述了古均州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反映了古均州的动植物多样性特征,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二、民间风习均州历史悠久,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即置武当县,均州因境内均水而名均陵,于公元前221年并入武当县,隶南阳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武当郡为均州,辖武当、均阳、平陵三县。唐宋以来的各个朝代,均州建置虽屡有更易,但大多数时候仍或州或县,未曾废置。历史的涓流,逐步将均州浇灌成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人民群众尊风俗,重教化,许多民间风俗相沿成习。另外,道教作为中国本地宗教,对均州的民间风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有明一朝,道教被尊为国教,永乐皇帝“北修故宫,南建武当”,将武当山道教宫观扩张得空前绝后,“皇室家庙”实至名归。与此同时,道教的斋蘸祭祀仪礼如朔月、望月、祖师圣诞、重要节日等,也渐成规制,各宫观乾坤道众按制行礼,吸引了民众的参与。在道教的浸润之下,许多本为道教专属的宗教活动,逐渐演化成均州地方的民间风俗。《兰心诗钞》的九位诗人,半儒半道,本就是“儒道同室作诗人”(王丽川《咏别墅》句),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对道俗节日的纪念感怀,对节庆活动的记述描摹,占有较大篇幅。大凡元旦、人日、上元、中元、寒食、花朝、端阳、七夕、中秋等众多节日,都呈现在他们的笔端。据粗略统计,这类题材的作品在《兰心诗钞》中不下64首,约占17.8%。元旦,在中国古代指农历正月初一。清道光己丑年(公元1829年),立春与元旦同为一日,实属少见之良辰吉日,引发诗人雅兴。于是,以《己丑元旦立春》为题的同题诗应时而生,由王和斋拟题开题,叶问梅等七人同题附和,共作诗11首,表达梅花报春、爆竹迎春、春风和畅、万象更新的初春景象和万物同荣、年成丰稔、笙歌乐奏、人间太平的美好祈愿。以《上元》为题的同题诗五首,为王和斋等五位道俗诗人分别创作。上元即元宵节,因道教传说中的“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正月十五诞生,所以元宵节又名上元节。在鄂西北,正月十五这一天,既是民间节日,又是道教庆典。《上元》组诗以浓墨重彩的笔调,描绘了元宵节星月交辉、钲鼓喧阗,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笙歌地动、游人如织的动人画面。诗人似乎意犹未尽,王和斋、沈吉庵二人又借用唐人崔液《上元夜》中诗句“何处闻灯不看来”为题,同题分别赋诗一首,记述了“人醉春风”“赏心雀跃”“行向五山”“问柳寻梅”的雅行逸趣。贾品三、张印槎、沈吉庵的同题诗《箫声吹暖卖饧天》,写寒食节街市村社风情,饶有兴味。饧,糖稀,用麦芽或谷芽熬成饴糖,俗称麦芽糖。以麦芽糖为材料,又可衍生出饧糖、饧饼、饧粥、饧蜜、饧桃等多种甜点。这组同题诗写均州商贩在寒食节肩挑饴糖、沿街叫卖的情景,箫声悠扬,蝶板轻敲;“调饴远递丁帘外,压担香蒸亥市前”;“才随牧笛沿村过,又逐杏花绕巷行”。将节日的市井风情,作“蒙太奇”式映现,将小商小贩的艰辛生活,渲染得诗情画意,风流雅逸。三、士人风雅“兰心诗社”的九位作者,虽然分属官绅儒道等不同阶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诗词书画创作才能,都可被目为读书人,即旧时所称的士人。他们以诗结友,聚集均州,形成一个士人族群,时常聚首诗墅或结伴出行,游历于山水之间,雅集于林泉之畔,把盏品茗,吟诗作赋,对弈抚琴,畅叙幽怀,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风貌。清高自赏,重离伤别,吟风弄月,崇尚归隐,酬唱往来,互相欣赏,这些传统士人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忆相育堂之秦》《寄怀叶问梅》《山居话别诸友》《志别兰心诸友》等10余首诗,表达同一题材,伤离别,怀故人。而冶游观景,曲水流觞,指事为题,同题赋诗,几乎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兰心诗钞》全书中,同题诗题达35个,共创作同题诗130首。同题诗似乎还不能完全展示他们的创作默契,兰心诗人还以“联句”方式作诗12组。所谓联句,是指按照诗律规范,由2人以上共同创作,每人一句或数句,联结成诗。据传,汉武帝的《柏梁台诗》为最早的联句诗,后人据此称联句诗为“柏梁体”。晋代诗人陶渊明、鲍照、谢朓等人都创作过联句。“联句”创作,是兰心诗人创作形式的一大特色,他们时常聚饮行令,联句作诗,少者2人,多则8人,你来我往,共同完wxrg+mM6NqoDAAWKgY+ntcsnBbsK8ykFWn4aGOt/Pbs=成一首诗歌的创作。12组“联句”,记录了诗社成员10次相聚的地点、场景、人员、经过及心境。由此一斑,我们便可以窥见兰心诗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肝胆襟怀和诗酒唱和、情投意合的风雅气度。此外,从具体作品中,也表现出兰心诗人们超然世外、许身山林的雅士情怀。兰心诗墅的社址原在沧浪亭畔,由于山高路远,聚散不便,后移至羽士叶问梅的修炼之所周府庵。周府庵“前植丛桂,后列锦屏,饶多佳趣,足畅幽情”(沈吉庵《兰心别墅赋有序》),成为兰心诗社理想的创作基地。周莲斋的《咏别墅》二首,描绘了兰心诗墅空寂幽深、宁静淡泊的内外环境,这既是兰心诗人创作环境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们对创作环境的理想追求,反映了他们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人生襟抱和安贫乐道、耕读传家的人生追求。心追清风明月,身傍闲云野鹤,便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状态。王丽川诗云:“曾从畎亩怀廊庙,且自烟霞着笠蓑……谂闻耄耋期颐语,种得心田福寿多。”(《诞辰自述》)他又说:“素位无关世外心,超然城市亦山林。”(《春日隐居》之三)王和斋诗云:“相逢林外僧,畅叙轮回道。一笑山海倾,耆英忘已老。”(《自遣》之二)周莲斋诗云:“舒吾泉石癖,曵杖北郊行。道远通秦境,江流远楚城。天空翔鸟翼,岭峻泪猿声。踱过溪桥去,桑荫看耦耕。”这些,既是他们的内心独白,也是他们的真心向往。四、羽士风骨青灯古卷,夜伴黄庭,是道家的固有形象。羽士张印槎的《秋夜漫兴》:寥天雨乍晴,细葛晚凉生。半榻松篁寂,空阶蟋蟀鸣。杯倾荷蘸露,夜午月当楹。兀坐情偏畅,听残玉杵声。细针密线地编织了道士夜坐修行图。同为武当羽士的周莲斋,在其《夏夜雨中作》一诗中,展现道人“挑灯兀坐”“卮酒伴月”的清修生活:夜雨盈轩润,挑灯兀坐时。泥痕侵细草,鸟羽湿空枝。荫竹帘开早,流云月到迟。深宵无个事,浊酒一倾卮。而羽士叶问梅的《绿树阴浓夏日长(二首)》(之一),则似乎在告诉人们,日枕琴书、夜待晓月的清苦静修,并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多少有些光阴难挨、百无聊奈的郁闷。儒道往来,诗酒酬唱,是武当羽士的世俗侧影。在4位武当羽士中,张印槎善琴,徐辉山善弈,周莲斋和叶问梅擅长文辞。早在兰心诗社成立之前,叶问梅就与王和斋以诗结友,诗文往来达十年之久。结社以后,儒道往来更加频繁,诗酒唱和渐成常事。雖然他们仍然固守羽士身份,以课经修行为务,但从他们与地方文人的诗文交谊中,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诗人面貌显现的世俗侧影。且看周莲斋的《春日南村道中作》:为访兰心友,南村御晓寒。轻烟浮远渚,薄雾隐层峦。雨里挥征辔,风前整箨冠。杨花飞送客,飘满衲衣团。轻烟薄雾之中,晓寒侵骨的南村道上,一个“挥征辔”“整箨冠”,杨花飘满衲衣的仙道的身影,由影影绰绰,到逐渐清晰可辨,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访兰心友”。再看张印槎的《首夏闲居》:年年忙过送春时,半为花开半为诗。良友持笺祈和韵,道童扫石唤围棋。几杯绿蚁家常宴,一卷黄庭绝妙辞。宠辱无关真个好,其中至味少人知。一个亦仙亦凡、亦道亦俗的道家诗人,真真切切地跃然纸上。这还不算,他的《送春(二绝)》(之二):九十春光一霎过,者番知己别如何。年年花事酬无限,诗债赢于酒债多。在怀念别后知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欠下的“诗债”。由此可见,他们既是深山古刹中的修真羽士,还是对诗词极端负责的道家诗人。怜红惜翠,感时伤逝,是武当羽士的独特个性。“是处红衰翠城,冉冉物华休”。最能勾起诗人的伤感情怀。《兰心诗钞》的4位羽士,他们固然是道家,同时他们也是诗人。他们有诗人的追求,有诗人的才情,有诗人的气质,有诗人的视觉和领悟,因而他们也会感时伤逝、怜红惜翠。这也是他们有别于其他普通道众的独特个性。周莲斋的《咏庭兰》,是对兰花的怜爱,《咏月季(二绝)》,是对月季的期许,《咏白芍药花》是对白芍药花的赞美。徐辉山的《二分春色到花朝》,是春天来临的欣欣然,张印槎的《送春二绝》(之一),则是春天将逝的戚戚然。描山摹水,吟风啸月,是武当羽士的别样风华。《兰心诗钞》中的道家诗人,除了受到《兰心诗墅励规》的制约,同时还受到更为严厉的道教清规的限制。他们在恪守宗教戒律的前提下,栉沐清风明月,纵目山水风物,创作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清词丽句,展示了他们诗道兼擅的别样风华。张印槎的《雨中春树万人家》“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俨然一幅水墨丹青,其《题画春山》一诗,又将画中的夕阳古渡、夹岸桃花予以生动再现,仿佛历历在目,其《题画秋山》,让人又见秋山枫染层林、碧流空山、野店云横、夕阳舟归。徐辉山的《沧浪晚归》对沧浪亭畔如画风光的描摹,令人顿生深切向往。周莲斋的《咏别墅(二首)》,对兰心诗墅内外环境的刻画,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他的《正月十九日游沧浪亭》写兰心诗会的盛况:春来邀客荡轻舟,共向沧浪览胜游。四面云山皆画本,一时唱和尽诗流。亭中长啸风生谷,醉里高歌雪满楼。乘兴悠悠忘日暮,沿江渔火照汀洲。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兰心诗人们挥毫泼墨、激情赋诗的醉人画面,其风中长啸、醉里高歌的诗人风度,在这首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庶可视为武当羽士道家诗人的光辉写照。五、古人风度《兰心诗钞》的作者,在“吟风啸月”“随时赋景”“不犯时讳”“绝无讽议”的创作框架下,表达了对古代先贤的追慕。他们借端午、寒食等传统节日的纪念庆典,缅怀屈原、岳飞、介之推等忠臣义士,抒发思古怀远、崇仰孤忠的情怀。令人遗憾的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不多,仅有沈吉庵的《端阳怀古》和张印槎的同题诗,以及贾品三的《五日怀古》和沈吉庵的《悼岳武穆》数首。其中,沈吉庵的《端阳怀古》:江南江北鼓叮咚,欸乃声传碧浪中。自昔高怀推屈子,于今凭吊仰孤忠。兰桡逐水龙惊蛰,角黍沉波鹢趁风。千古汩罗留爱慕,蒲觞一滴可能通?记述端午节人们赛龙舟,擂战鼓,吃角粽,饮蒲酒,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场景。诗人继承屈原的浪漫主义传统,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将龙舟竞渡演绎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表达了对屈原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景仰。他的《悼岳武穆》一诗,写岳飞矢志精忠报国、最终蒙冤罹难的惨痛人生,赞扬岳飞居功至伟,气贯长虹,表达了深切的挽惜之意和崇仰之情,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纵观全书,由于受到诗社规则和部分作者羽士身份的限制,加之地方文人和深山羽士的阅历眼界所限,《兰心诗钞》的思想内容和题材范围受到很大局限,我们看不到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和民生疾苦的篇什,也没有看到忧国伤时、人生际遇、边塞征战、建功报国方面的只言片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参考文O1tP5Q4aCz9aDAqG5Dcw2Q==献][1]王学范,严永金.十堰古代诗歌集[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4):373-464.[2]王一军.明清郧阳历史文献笺注稿[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2):68.[3]裴应章,等.郧台志[M].潘彦文,郭鹏,校注.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4):23.[4]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M].武汉:湖北長江出版集团,2008(8):151.[5]党居易,等.均州志[M].萧培新,校注.武汉:长江出版社,2011(1):120.Abstract: Lanxin Poetry is the only collection of poems written by community poets found in the northwest Hubei province. This collection contains 359 works by nine poets including Wang Hezhai. The subject range and content of this poetry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ive aspects, such as Junzhou County style, folk customs, scholar style and elegance, scholar style and ancient people’s manners.Key words: Lanxin Poetry; content and thought; Shiyan;Ju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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