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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职院校贫困生多元化资助体系构建研究

    新时期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包括资助主体、资助对象、资助方式、资助标准、资助原则等内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此外高职院校、社会组织或团体也是资金提供者;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资助方式包括奖、助、贷、勤、免、减、补、捐、绿色通道等形式,而不同的资助方式有不同的资助标准,坚持资助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坚持全面与适度相结合、资助与回报相结合[1]。高职院校构建和完善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发展型资助体系,资金来源多元化、资助结构多元化、资助方式多元化,较好地解决了国家、社会、学校、学生自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得知,由于受外部社会环境、学校自身内部环境的影响,该校的资助体系仍然存在着问题,例如资助供求差距大,金额来源单一、贫困生认定机制不完善、助学贷款利用率低、勤工俭学岗位设置不足、奖学金重“奖”轻“贫”,缺少精神层面的引导等问题,己经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该校的和谐稳定[2]。具体问题如下:(一)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调查发现,高职院校每年秋季国家助学金的名额比例约为在校生人数的20%,而申请人数却达到班级总人数的40%左右。辅导员是贫困生助学政策的直接实施者,掌握着第一手资料,从辅导员反映的情况来看,助学金的分配名额与助学金的申请者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即供求之间存在着矛盾,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目前的资助金额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贫困生的实际需求量。高职院校的贫困生资助名额有限,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尚未获得资助。资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学校,政府出资有限,学校受自身条件影响,出资也受到很大限制,缺乏社会资金的注入,缺少多渠道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的资助体系的发展。(二)贫困生认定机制不优贫困生认定工作是实现资助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的重要基础,是高职院校开展资助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非常关键,但高职院校贫困生认定机制不健全严重地影响着资助工作的开展效果。首先,贫困生的认定標准难以界定。高职院校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一般困难、困难和特别困难三个档次,并分别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但从事贫困生认定工作的辅导员无法准确界定“基本能支付在校费用、有无直接经济来源、家庭经济困难与否、是否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这些模糊概念,一般都是依赖贫困证明。其次,贫困证明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存在问题。由于地域差异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对“家庭贫困”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家庭不一定很贫困的找个关系很容易就开出证明,也有学生开具假证明;真正家庭贫困的倒还开不出证明,还有些真正贫困的学生为了脸面主动放弃开具证明和资助名额[3]。尤其新生入学时间短,老师和同学们对参加评定的学生根本不了解,很难认定真假贫困和贫困程度,导致辅导员很难开展贫困生认定工作。(三)助学贷款利用率不高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地域性很强,贷款额度是根据高职院校的学费、住宿费而定。部分学生由于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程序复杂、手续繁琐而放弃了申请和办理。在现有的贫困生多元资助体系中,生源地助学贷款所占比例、覆盖面、利用率都比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毕业后不能按时还款甚至恶意拖欠,缺乏诚信,负面影响很坏。(四)勤工助学岗位设置不足高职院校学生勤工助学在提升自身社会实践能力基础上也减轻了一些经济负担,是学生自助脱贫的好办法。目前高职院校勤工助学岗位很少,而且被非贫困生占用了一部分,远远不能满足现有贫困生的岗位需求。并且这些体力劳动型岗位对锻炼专业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作用不大。所以一部分贫困生不得不选择校外的兼职工作,与在校的专业学习时间发生了冲突,影响了贫困生的学习,带来了心理上的负担,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这又让学校和老师们忧心忡忡。(五)奖学金助困意义不大绝大部分贫困生来源于教育欠发达的农村、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有限,学习环境不好,学习基础较差,适应大学新环境新事物的能力也不足,承受着社会、家庭、学校、自身等多方面的学习、生活、心理压力,学习成绩很难达到国家、学校的奖学金标准和要求。这些学习成绩一般的贫困生无法获得国家或学校奖学金的资助,让资助政策失去了助困的意义。(六)精神层面引导力度不够部分高职院校注重资助而忽视了育人,对培养贫困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太注重,没有及时解决贫困生思想、学习、心理、就业等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现行的资助体系解决了贫困生经济和物质上的困难,满足了贫困生的基本学习和生活需求,但对贫困生的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励志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十分缺失。所以许多贫困生在物质上脱贫了,但精神上却难以脱贫,导致我国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政策没有达到真正育人的目的。高职院校新生心理普查数据显示,25%的贫困生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偏执、仇视、敌对等心理问题,还存在人际交往、社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就业能力欠缺或不足等问题[4]。所以,贫困生能力培养和精神引导至关重要,是贫困生多元资助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二、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一)国家层面近年来,高职教育的迅速发展、地方经济的不均衡、自身机制的不健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各方力量共同解决,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1.资助制度不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十分关注贫困生的资助工作,致力于不让任何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此而辍学,形成了“奖、助、贷、勤、免、减、补、捐”等多元资助体系,但资助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和法律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资助和育人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资助金额不足、资助名额有限、贷款手续繁杂、助学岗位不够、贫困生认定困难等等,致使资助政策很难完全执行好。2.政府投入不足目前高职院校的资助政策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相比没有优势,资助金额和资助水平差距较大,资助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少数地区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资助资金有时拨付还到不了位。(二)学校层面1.宣传力度不够新生入学时,录取通知书里都会随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和宣传国家资助政策的小册子,以便学生和家长及时了解学校的资助政策,方便提前准备相关材料。在校学生主要通过辅导员的介绍来了解资助政策,学校层面的宣传形式单一,还存在着部分学生不理解或不了解资助政策的情况。2.管理机制滞后高职院校资助管理队伍薄弱,人员少,专业性不强,分工不明确。贫困生认定量化指标体系单一,奖助学金评审标准没有与时俱进,调查研究也不多,开展工作被动。资助制度不健全,资助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不完善,资助工作有待改进。3.功能认识不足目前高职院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主要是满足学生物质脱贫,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成人成才、全面发展太少。青年学生内心渴望实现真正的自身独立,希望通过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而院校往往忽视了贫困生发自内心的诉求,一味的物质帮困不经意地导致了贫困生陷入悲观厌世的困境,甚至出现了“坐、等、靠、要”的极端思想,还有极个别通过伪造证明骗取奖助学金。(三)社会层面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主要靠政府出资,社会助学力量很薄弱,政府也没有出台政策给企业或社会个人。高职院校资助体系中企业或社会个人投入资金很少,没有形成社会捐资助学的良好氛围。有的企业或个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一些知名本科院校以提升他们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高职院校在吸引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方面既没政策也没办法。(四)学生层面高职317de3779a500d97df4fbe5d47698a34院校贫困生承受多重压力,在经济困难的同时还会产生精神贫困,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身心健康存在着一些问题。1.自我认知偏差社会多元价值和西方腐朽思想严重影响了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他们负面的自卑情绪严重,虚荣心强、自信心差,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互相攀比,自我认知偏差很大,不能正视家庭经济困难的现实,思想、学习、生活、活动等方面也不积极,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形成了恶性循环[5]。2. 家庭归属感差家庭经济困难影响了贫困生的吃穿住行和人际交往,经济上没有了依靠,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负担。高职院校贫困生大多数是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们缺少父母的温情和关爱,没有精神寄托和生活指导。贫困生的农村家庭社会身份特征进入高职院校后严重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三、构建高职院校贫困生多元化资助体系的作用贫困生是一个特殊的较大的社会群体,是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这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不仅关系着学生个人自身的成长成才、高职院校的稳定与发展,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一)多元资助有利于社会文明和谐与共同进步高职院校构建贫困生多元资助体系,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證了贫困生的切身利益,推动了国家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我国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项目之一的雨露计划,就包括高职院校的在校生,这是完善高职院校多元资助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扶贫计划的顺利实施。贫困生资助,一是缓解了贫困生家庭的经济状况,二是保障了贫困生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三是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四是培养了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五是加快了贫困农民脱贫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六是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6]。(二)多元资助有利于高职安全稳定与持续发展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国高校贫困生约占在校总人数的25%,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占在校总人数的10%。高职院校贫困生绝对数量的增多与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发展不相适应。高职院校应以生为本,加大资助力度和范围,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缓解学生内部矛盾,确保学校自身的安全稳定,提升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受助学生在健康成长、成人成才、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会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感恩母校,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此举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高职院校既落实了国家的政策,又有利于学校自身的持续发展。(三)多元资助有利于学生成长成才与全面发展受家庭经济因素影响,高职院校贫困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生活上,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很困难,用于人际交往等开支基本没有。学习上,贫困生也承担着比其他同学更大的压力,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边远山区,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学习基础差、人际交往窄、社会阅历浅,上学期间还要勤工俭学或兼职打工来赚取生活费,势必影响了他们学业。完善多元资助体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保障了贫困生的教育公平,减轻了生活、心理、精神、就业等多重负担和压力,减少了贫困生的心理问题,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支持,为他们健康成长、快乐学习、顺利就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四、构建高职院校贫困生多元化资助体系的措施通过对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调查与分析,结合我国现有的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制度和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个相对合理的资助体系和框架。(一)改善内部外部环境,力求资金来源多元化1.增加政府投入,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但其办学规模、社会知名度、社会认可度、社会影响力与本科院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造成了政府和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相对较少。高职院校贫困生绝对数量逐年增多,这就需要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加大资助力度,提高资助额度,扩大资助范围,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实力,努力改善学校的办学环境,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是促进贫困生多元资助体系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助学和社会资金投入,保证资助体系中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激励政府、高校、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资助工作中,为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2.发挥学校优势,创设良好的内部环境高职院校应发挥自身优势,按照不同的职业标准来设置专业,专业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同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提高资助金额和范围,扩大资助覆盖面,创设良好的内部环境。高职院校可以大胆尝试“走出去、引进来”,挖掘地方知名企业,通过“订单班”“工匠训练营”“冠名企业班”“企业助学基金”等方式来吸引企业投入资助资金,扩大资助力度和范围。在就业方面,可向企业推荐优秀毕业贫困生,既可以提高贫困生的就业率,还可以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邀请受过学校资助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作讲座或报告,通过学习、工作经历分享影响在校生,引导他们珍惜学习机会和感恩社会。还可以邀请优秀毕业生创设专项资助资金,专门资助勇于创新和自主创业的贫困生,或通过“一对一帮扶”资助贫困生尽早脱贫。3.营造舆论氛围,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高职院校要调动社会多方力量、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共同促进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力量在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高职院校要摆脱整体社会环境及高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正确认识宣传国家资助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大资助宣传力度,突出宣传重点,创新宣传形式,寻求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营造关心资助工作、关注资助政策、关爱贫困学生的舆论氛圍,引导社会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共同促进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二)完善资助相关制度,力求资助结构多元化我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学生资助工作经验欠缺,贫困生认定机制和办法模糊,资助定位不明确,助学贷款手续繁杂,勤工助学岗位紧缺,给高职院校资助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资助工作规章制度亟待完善。1.完善和健全贫困生认定机制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贫困生认定工作,这关系着国家资助政策的执行效果。首先,要建立贫困生档案,及时、详细、准确更新贫困生信息,进行动态管理。从事贫困生认定和资助工作的人员要以生为本,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法规,保质保量完成评定任务,跟踪服务贫困生。其次,引入权利义务和资助监管机制,建立信息反馈系统,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家庭、学生的咨询和监督,处理好评定过程中的各种异议,做好受助学生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确保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2.建立和完善信用贷款机制我国的助学贷款机制还不够健全,存在着贷款额度较低、还款期限较短、还款方式单一、贷款手续繁杂、遭遇信用危机等问题。首先,要提高贷款额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教育投入相适应,每年最高6 000元的贷款额度已不能满足贫困生的需求。其次,要延长还款期限,使贷款学生在校安心读书、毕业安心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再偿还贷款。第三,要创新还款方式,让学生自主选择“分期等额”“定期等额”“提前还款”等还款方式。第四,要简化贷款手续,使贷款学生高效、快速、便捷就能办理贷款手续。第五,要转变学生观念,鼓励、引导贫困生申请助学贷款,建立高职学生信用贷款制度。3.拓宽勤工助学岗位和资金来源勤工助学制度是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学生自助的一种方式,既减轻了贫困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具有助困助学和实践育人的双重功能,同时也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但目前高职院校勤工助学岗位设置远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且绝大多数岗位都是体力劳动,岗位工资也不高,助学的目的和效果较差。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将勤工助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搭建企业与学生互动交流的平台,全方位多渠道多途径开发和拓宽企业勤工助学岗位,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到企业参加社会实践和顶岗实习,满足学生自身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高职院校应设立学生服务中心,积极拓宽校内外勤工助学渠道,提升勤工助学岗位层次,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创业教育,争取实现贫困生就业创业脱贫。4.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资助工作要实现“扶贫”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的有机结合,实现资助育人的强大功能[7]。目前,国家奖学金制度重“优”不重“贫”,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达不到扶贫济困的目的。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构建,应尽可能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学生的诉求,整合国家、学校、社会各方资源,保障资助体系中大多数学生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发挥资助体系对贫困生帮扶的作用,最大限度实现教育公平。(三)促进身心全面发展,力求资助方式多元化在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应以促进贫困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贫困生的内心发展诉求,实现精神上的真正“脱贫”。1.以心理帮扶为重点,鼓励贫困生准确评价自我。工作中,应高度关注贫困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诸如自卑、敏感、多疑、焦虑等心理问题,尤其要关注贫困生在新入学时的心理测评结果,并以此为依据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高职院校应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中心,对贫困生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报告会、师生座谈会、学术讲座、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排解贫困生潜在的心理困扰,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并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2.以励志教育为关键,激励贫困生真正实现自助。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感和认可度逐步提高,但社会对高职教育依然存在着偏见,这使得高职生的自我认知存在偏差,尤其是贫困生的自卑感太明显。问卷调查和师生座谈显示,高职院校贫困生的自立意识和表现欲望强烈,迫切希望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应通过专题讲座、励志报告、创业分享、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励志教育,关注并指导贫困生的就业创业工作,将资助与育人有机结合,系统设计并有效实施资助育人一体化工程,以“责任、诚信、感恩”为主题开展系列征文、演讲比赛,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诚信观念,激励贫困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8]。3.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勉励贫困生知恩感恩。高职院校通过“校园之星”等评选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感恩教育活动来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怀,促使贫困生积极为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除了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外,还可以尝试采用教育机会抵税、终身学习抵税、公共服务代偿、向学生父母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等间接资助形式,实行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相统一,共同推进学生资助方式的多元化。五、结语贫困生的资助工作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政策环境,积极发挥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传播和凝聚正能量,吸引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父母要密切关注贫困生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给予贫困生更多的温暖和呵护,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贫困生自身也要正确认识自我、坚定理想信念,坚守职业道德,坚持积极态度,实现人生价值。只有在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发挥各方积极作用,才能构建和完善高职院校多元的资助体系和良好的育人环境,确保高职院校贫困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参考文献][1]王国平.完善高职院校贫困生多元资助体系的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6:9-10.[2]薛天飞.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16:11-12.[3]武洪彦.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调研[D].合肥:安徽大学,2014:24-75.[4]成润.教育公平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资助问题的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4:37-38.[5]晏云霞.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探讨[J].职业教育,2014(11):75-76.[6]姚株灿.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和模式创新[J].船舶职业教育,2014(7):46-49.[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务院扶贫办.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8]王虹.基于四位一体的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体系构建[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77-79.

  • 还上庸孟达以公道

    孟达,三国扶风(咸阳)人。东汉建安年间,先事刘璋,后事刘备。后又背离刘备,归降曹魏。曹丕亲善孟达,合上庸、房陵、西城(安康)为新城郡,任达为新城太守。但不久,孟达又背叛曹魏,与诸葛亮阴通,以图进取中原,恢复汉室,后为司马懿剿杀。由此孟达背负“反复”“无信义”罪名,声名大坏。《三国志》不为其立传,《郧阳府志·功德录》因其并非“奠利兹土”之人除名,今人《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也删“孟达”词条不题。毛泽东同志说“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1页)。据此,我们将孟达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以及他一生所为联合进行考察,结论是:孟达背负的“反复”“无信义”罪名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他是一位三国时期少见的治世强军能臣,他对三国时期的上庸、房陵、以及西城一带广大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其理由分述如下:第一,孟达一生虽然事主有三次变化,却是每次变化都有说得清、辩得明的理由。关于孟达第一次事主变化。《三国志·刘封》载:“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领兵二千,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以达为宜都太守。”由此可见,益州刺史刘璋为了加强自己在蜀中的力量,委派孟达率兵迎刘备入蜀,从此孟达在刘备麾下任职。刘璋、刘备同为皇室宗亲,彼此兄弟相称。由此孟达所为实为受遣领命,不能视为叛逆行为。关于孟达第二次事主变化。《三国志·刘封》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先主“命达从姊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又载“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城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复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又载:曹丕亲善孟达,“合房陵、上庸、西城(安康)三郡为新城郡,以达领新城太守。”据此,孟达背刘降曹的主要原因是刘封、孟达婉拒出兵救关羽之危,致使关羽兵败被杀,“先主恨之”。依实情而论,刘封、孟达当时婉拒出兵,实属明智之举。试想在当时敌兵多方压境、山城初附不稳的情况下,刘封、孟达如果率有限的兵力,贸然东出荆襄,不仅不能救关羽之危,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上庸、房陵也一定不能自保,得而复失。刘备一时不审,将关羽之败,归罪刘封、孟达,甚至后来刘封回到成都即被迫自杀,足见刘备当时已失去了理智。刘封作为刘备的义子,尚且如此,孟达如果不降魏自保,结局又会怎样呢?再说当时建安二十四年(219),汉献帝刘协尚未退位,名义上曹魏仍是刘汉天下,昔日关羽兵败也曾暂归曹营,持念降汉而非降曹。如此说来,孟达为求自保,再次效法关羽故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关于孟达第三次事主变化。《后汉书·孝献帝》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三国志·魏书·明帝》载:太和元年(227)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晋书.宣帝》载:太和元年(227),孟达“连吴固蜀,潛图中国。”据此,孟达在建安二十四年(219)降魏不久,第二年即建安二十五年(220),汉献帝刘协被迫逊位,曹丕称帝,这在孟达心里一定有所震撼,对曹魏称帝也一定有所看法。此后诸葛亮频频出兵伐魏,朝野震动。这期间孟达身在曹魏,却是“连吴固蜀”,意在蜀汉,与诸葛亮秘谋伐魏之事。这时孟达对自己的反魏实力十分自信,说:“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见《晋书·宣帝》)。诸葛亮则极力向孟达示好,将其降魏归咎于刘封的欺凌,在《与孟达书》中写道:“追平生所好,依依东望。”表明对孟达的忠汉之心深信不疑,寄以厚望。综上所述,孟达事主三次变化,实际只有两次,一是背刘备而降曹魏,二是背曹魏向蜀汉。前者归咎于刘备一时不审,将关羽之败,归罪于封、达,再者在孟达心里,当时的曹魏仍为刘汉的天下。后者则因为曹丕称帝,汉祚不存,作为世受汉恩的孟达, 不忘旧德而背魏向蜀,想来也属势所当然。据此,孟达所背负的“反复”“无信义”的罪名,实不能成立。应予孟达正名,还孟达以公道。第二,孟达虽然兵败被杀,但我们不能由此无视他在新城郡太守任上对该地区所作的历史贡献。三国魏晋时代的史官,对孟达在新城太守任上其他方面的事宜,不会有所记载,这自然与他的声名大坏有关。至于民间文人,性多散滥,流传下来的笔记类文字,要么对孟达叛逆行为,添盐加醋地加以重复,要么搜罗流言俗语,对其先人极尽貶损之能事。赵岐的《三辅决录》中的部分文字就属于这一类。所以今人要了解孟达更多方面的事宜,十分困难。好在唐人房玄龄、褚遂良等人所编写的《晋书》,给我们带来了些许惊喜。或许是唐代史家历经四百多年以后,对孟达的心理感受有所不同,他们在经意或不经意中,给我们留下了寻觅有关孟达其他事宜的蛛丝蚂迹。《晋书·宣帝》载:司马懿得知孟达谋叛实情后,“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环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后来,为该地区久安计,司马懿“徙孟达七千余家于幽州。”有人问为什么对孟达采用速战的方式?司马懿答道:“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而图一年,安可不速?”以上史料,似乎给我们突然眼前一亮的感觉,作者意在评赞司马懿的睿智和平叛之功,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信息:关于孟达在新城郡太守任上广募民众的信息。据上述史料,司马懿平叛后,为该地区久安计,“徙孟达七千余家于幽州。”七千余家以每家四口人计,约有三万人之多。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孟达的家乡扶风(咸阳)一带,少部分可能来自于孟达曾任职的蜀、荆地区。由于他们与孟达关系亲近,多为孟达下属各个部门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所以必在外迁之列。但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孟达既然能招募如此众多的亲近人员到职地任事,是否也同时招募来了更多的从事农垦、农耕的民众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结论是肯定的。《后汉书·郡国五》载:东汉时代包括上庸、房陵、西城一带的汉中郡九地,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零二。平均每地户六千三百七十二,口二万九千七百一十一。考虑到当时汉中郡东部人口密度一般比西部低的事实,当时上庸、房陵、西城一带的户口,还达不到上述的平均数。户口如此之少,当时该地区一定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而且由于战事不断,人口大量流失,一定还有相当多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作为地方长官的孟达,为地方发展计,他一定从各地招募了比他的亲近人员多得多的民众到职地从事农垦和农耕工作,而且也一定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事的政策和措施。应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上庸城内军民人口的信息。据上述史料,司马懿在上庸城攻战中“俘获万余人”。由此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算:上庸攻守战中“八道攻之”必有八道守之,以每道每天守战方死伤约一百人计,十六天死伤一万二千八百人,据此,上庸城战前兵力二万二千八百人,如果加上城内各级官府人员和市民按一万人计,城内军民总计三万二千八百人。应该说在三国时代,具有如此军力和如此人口规模的城市,在山乡郡一级城市中并不多见。这仅是就上庸城一地而言,如果就整个新城郡城乡人口统计,其数额更为可观。关于上庸城内粮食储备情况的信息。据上述史料,两军对阵,上庸城内粮食可支一年。据前述上庸城内人口三万二千八百人,每人每天如果用粮二斤计,一天用粮六万五千六百斤,一月用粮一百九十六萬八千斤,一年用粮二千三百六十一万六千斤。试想在三国时代的山乡僻壤具有如此巨额粮食储备的城市能有几多?而且粮储全来自于山乡民众,又该有多少薄产民户的田地租赋来承载?这仅是以上庸城一处的粮储而言,如果从整个新城郡城市粮储统计,又该是多大的数额?关于上庸城军事实力和孟达军事才干的信息。据上述史料,新城郡首府所在地上庸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孟达加强城防工程建设,在城外加设木栅以阻绝交通。司马懿渡水,破其栅,用速战的方法,八道攻之,日夜进勦,历经十六日激战,才勉强取得胜利。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第一流军事家,又具有四倍于敌的军力,可是与其对阵的孟达并不是由于城破而败,而是败在叛将的“开门出降”。偏踞于一隅的孟达,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可是就在他任新城郡太守五六年的时间内,竟使自己具有与司马懿相抗衡的能力,足见他是三国时期不可多见的军政人才。综上所述,我们只是依据《晋书·宣帝》中提供的有限资料和线索,仅就以上几个方面,力求作一些符合情理和实际的分析。目的是以上庸城的情况,以显示当时新城郡的实力与治绩。没有史料支撑的其他方面事,不敢妄论。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自然使人们形成了评判地方官员优劣的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在意民生、注重农耕。是就是好官,不是就是相反。无疑,孟达就是这样值得肯定的官员。他招纳了大量的亲近人员,同时也招募了更大量的民众到职地从事农垦、农耕事业,而且也一定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事的措施。唯其如此,才能使大量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才能使人口和粮储等物资迅速增加,才能使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提高。孟达虽然兵败被杀,但这不影响人们对他所作的历史贡献的评说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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